胡泳/文  欲積聚強大的社會資本，廣度與深度必須并舉。在構建社會性網絡之時，一個富于挑戰之處，是在一個主要培養團結型資本的地方設計產生橋接型資本的可能性。

社會資本：包容與排斥

“社會資本”一詞很有煽動力，一個原因在于它暗含著一種堪與金融資本相比擬的權力的增長。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資本是財富與資產的積蓄。

社會資本即任何大型群體中使成員之間互相支持的那些行為和準則的積蓄。根據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說法，“物質資本指的是實物，人力資本指的是個人的屬性，而社會資本指的是個人之間的聯系——社會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信任的規范”。

社會資本有可能轉化為其他形式的概念，極大地吸引了那些急于快速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政策制定者，導致了對在社會資本匱乏的地區建立或重建社會資本的重視。

例如，普特南認為，擁有“良好”社會資本存量的社區更有可能從較低的犯罪率、更優的健康狀況、更高的教育成就和更好的經濟增長等方面受益。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社會資本涉及社區和地區層面的公民參與和信任，以及這種參與和信任又會如何促進公民對政治制度的信任。

詹姆斯·塞繆爾·科爾曼（James Samuel Coleman）則以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在這一定義中，社會資本被視為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它的存在鼓勵了某些行動，從而促進互利目標的實現。個人被吸引到以高水平的未盡義務為特征的社會結構中，而有效的制裁可以確保義務得到遵守。此外，家庭和社區的社會資本在創造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此處被定義為個人的技能和能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基于上述推演，在相關的政策倡議中，往往隱含著這樣一層內涵：經濟繁榮不僅取決于經濟，而且還取決于社會資源。

例如，對中國來說，其發展所需要的不僅僅是金融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豐裕同樣是個必要條件。社會資本可以鼓勵新的投資，并使現有的投資更進一步；它是將經濟和物質資本的利益連接到邊緣化社區的粘合劑。

然而問題在于，很少有社區表現出高水平的社會資本的經驗證據。普特南通過一些宏觀層面的指標來操作這一概念，如報紙讀者人數和志愿組織成員人數。但從經驗層面上來講，社會資本的定義更多來自它的缺失而不是它的存在。

正如弗吉尼亞·莫羅（Virginia Morrow）所指出的，這種方法的主要弱點是社會資本的概念成為一種 “赤字理論綜合癥”，它被定義為特定社區所缺乏的東西，而不是揭示社會進程和社會結構的分析工具。

普特南的工作暗含這樣一個觀點：架設社會資本的橋梁可以為獲得其他形式的資本如金融或人力資本鋪平道路。這種樂觀主義也出現在科爾曼的工作中，正是這種樂觀主義使他們有關社會資本的觀點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不同。

在他的論述中，布爾迪厄將經濟資本放在首位，認為此種形式的資本為文化和社會資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徑。經濟上有特權的個人有足夠的財力來資助文化資本的發展，并以其特權地位創造社會資本。

然而，在普特南和科爾曼的版本中，社會資本被賦予了與經濟和文化資本同等的地位。事實上，這里存在著一種錯位的樂觀主義，即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其他兩種資本，或在某些情況下為獲得其他形式的資本奠定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本末倒置的。一些研究已經證明，與其他地區相比，社會資本豐富的地區在經濟上通常表現不佳。

還有，政策制定者想象建立社會資本是解決各種長期問題的良方，卻沒有相應地關注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特定條件”的復雜性。

比如，圍繞“社區關懷”倡導社區護理，可能利用支持性社區網絡和家庭關系的美好形象，使政策能夠從昂貴的社區護理轉移到廉價的社區護理，在此中發揮了婦女在社會中的無償的、理所當然的角色，并進一步忽視了被排除在這些網絡之外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的概念，就像社會資本一樣，可能建立在包容與排斥的網絡之上。然而，在普特南有關社會資本的著述中，社區的概念卻被賦予了非常積極的內涵，傳達了一種基于個人知識和面對面接觸的個人之間的有益的、友好互動的形象。實際上，社會資本常常產生于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基礎，它將“我們已經失去的世界”浪漫化了。

一些學者在對普特南的工作進行批判時提出，在某些情況下，社會資本會成為個人行動和選擇的制約因素。這是因為社會資本可能來自于排斥他人獲得資源的機會。

正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挑戰，普特南區分了團結型（排他性）和橋接型（包容性）資本。團結型資本（bonding capital）是一個相對同質的群體內部聯系與信任的加深；橋接型資本（bridging capital）則是相對異質的群體之間聯系的增多。

團結型資本存在于通常同質化的群體中，如家庭、朋友、工作團隊、合唱團、犯罪團伙和體育俱樂部等。它不僅是一種社會粘合劑，在群體內建立信任和規范，而且還可能增加對群體外成員的不容忍和不信任。橋

接型資本存在于連接其他分離的、往往是異質的群體的紐帶中，使不同的群體能夠分享和交換信息、資源，并幫助協調不同利益的行動。雖然這兩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可能表面上會被認為是相互競爭的，但普特南相信，它們不是“非此即彼”的。兩種資本可以協調運作，因而構成了社會資本衡量的不同層面。

建立社會資本：廣度與深度并舉

橋接型資本通常被認為比團結型資本更有可能產生積極的外部性。在這方面，普特南通俗地在“過日子”和“出人頭地”之間做了一個相關的區分。團結型資本涉及封閉網絡中的信任和互惠，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過好日子。

相比之下，出人頭地則是通過橫向聯系來促進的，這種聯系采取的是橋接型資本的形式。從理論上講，與不同的人交往所獲得的積極經歷對普遍信任的發展有更大的影響，而與那些在特征、態度或行為方面同自己相似的人發展關系，則不易產生這種結果。

也就是說，與同質群體之間的互動和信任相比，在多元化群體中的成功合作經驗更容易被轉移到異質的外部世界。顯然，這并不意味著團結的群體（如一個人的家庭）一定是不好的。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大多數人得到的社會支持主要是來自于紐帶關系，而不是橋梁關系。

這一主張得到了社會心理學關于群體間關系或種族間態度的研究的支持。這方面的工作表明，具有共同的種族、民族或其他突出特征的人創造了一種內群體的偏見，通過這種偏見，合作、信任和感情最容易在這個群體的其他成員身上得到發展。

然而與此同時，有關共同身份的強調也助長了對外群體的敵意。換句話說，可能會產生一種“我們與他們”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一個群體在其成員當中發展了強大的社會聯系和普遍的信任，卻通常傾向于將自己與其他群體區分開來，甚至避免接觸或不信任其他群體的成員。社會心理學家已然證明了，“未能直接接觸或持續了解不同種族、民族或階級背景的人，會加強自身的偏見”。

團結型資本發生在同質化的人群中，它通常是狹隘的，只對那些擁有內部通道的人有利。雖然它可以作為特定群體的有效資源，但其利益是有限的。

促進這類資本發展的因素，如緊密的信任和團結，最終可能會阻止群體成員中的開拓者充分發揮潛力，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可能會被家庭和社區的要求所束縛，而只有當他們破除這些束縛，能夠與更廣泛的社會中的其他人建立聯系時，才會取得成功。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發展橋接型資本。

有關團結型和橋接型資本的差異，一個非常好的示例就是美國前民主黨候選人霍華德·迪安（Howard Dean）的總統競選。

迪安本來是互聯網政治競選史上的傳奇：在2003年底，迪安所獲資助最多，受到公眾關注也最多。人們普遍認為他處于領先地位，以至于到處都在談論他競選成功的必然性，然而迪安的競選卻失敗了。

他做到了許多成功的競選者都應成就的事情——得到媒體報道，成功募款，激發民眾，甚至令潛在的選民向競選工作者和民意調查人確認，時間一到就會為迪安投票。然而選舉的時間到來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迪安的競選活動竟沒有使他成為任何選民群體的第一選擇。

迪安的競選活動向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輕人——出色地傳遞了一個信息，那就是他們的活力與熱情能夠改變世界。這使迪安最熱忱的支持者之間產生了團結型資本，他們從參與競選中感受到價值，并且到最后，參與變得比目標更為重要（對于一個需要贏取選票的行動，這可謂相當嚴重的弱點）。

然而活動可能走得太過了。“太過”的意思是人們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那些操辦競選的狂熱的少數人和無動于衷卻真正投票的多數人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迪安的競選活動意外地發起了一場關于有激情的少數人的運動，而不是致力于獲取選票。比較一下奧巴馬的競選，你就可以明白增強橋接型資本的意義。

團結型資本通常具有較強的排他性，而橋接型資本則包容性較好。前者通常發生在小群體內部，而后者發生在小群體之間。迪安的競選活動在團結型資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聚集起熱忱的支持者，并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然而讓人們為候選人投票需要的卻是橋接型資本，即試圖與富有魔力的小圈子之外的那些人交流。

其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影響存在于每個社會系統中；技術并不能將我們從社會偏好或者偏見中解放出來。

比如，出色的社會網絡學者達納·博伊德（Danah Boyd）指出，MySpace和Facebook這兩大社會關系網絡的用戶群反映了美國階級社會結構的分界。Facebook創建之始就是給大學生用的，因此當它向高中生打開虛擬之門，它仍是表現為給那些要上大學的孩子用；而用博伊德的話來說，MySpace則始終是“那些因為是怪人、瘋子或同性戀而在學校為群體所排斥的孩子”的家。

來自不同群體的個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和共同合作經驗的形成，能夠促進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它既有助于減少內群體的偏見，又有助于發展對外群體的包容。所以，欲積聚強大的社會資本，廣度與深度必須并舉。

在構建社會性網絡之時，一個富于挑戰之處，是在一個主要培養團結型資本的地方設計產生橋接型資本的可能性。橋接型資本是你可以聯系到的人群的范圍，團結型資本則是你的社會關系的深度。

一種資本需要另一種資本的存在和運作

普特南相信，以計算機為媒介的交流取代了面對面互動，并不適合社會資本的形成。他的看法主要基于四個原因。

首先，面對面互動比在線互動帶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因為此種交流伴隨著高度的非語言溝通。第二，面對面互動可以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網上的互動則往往是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間進行的，普特南稱之為“網絡巴爾干化”。第三，互聯網的使用存在數字鴻溝，它只允許精英成員的互動，而不是一般公眾的互動。第四，互聯網更有可能成為一種娛樂方式，而不是溝通方式。

我們依次討論這些差異，并闡明為什么在線互動確實可以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

首先，普特南認為，在線互動無法促進社會資本，因為缺乏非語言線索和信息，而非語言線索和信息構成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很大一部分。就這樣的交流差異而言，我們同意普特南的觀點。然而，并沒有任何研究從經驗上表明，非語言交流對于社會資本的形成或社會信任和合作的建立有多大的必要性。

第二，關于網絡巴爾干化，普特南的觀察與我們有相當大的一致性，即在互聯網誕生之初，大家普遍認為它是一個多元化和理性溝通的虛擬空間，能夠促進協商與合作，然而此種對于網絡公共領域的理想期望并沒有能夠實現。最近的研究表明，互聯網上的公共討論相當分裂，甚至到達極化的程度。

網絡巴爾干化的一個典型例子發生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人的在線政治辯論中。在線討論遵循兩黨模式，其中意識形態相兼容的在線用戶傾向于更頻繁地相互引用，而不是提及對方。

然而，證據也表明，社交媒體上由于政治意識形態而產生的交流隔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討論的問題，顯示這種隔離在政治問題的討論中更常見，但在公眾有關其他問題的交流中卻不那么明顯。

第三，盡管數字鴻溝問題仍然存在，但最近的證據表明訪問方面的差距正在縮小。此外，線下互動也并不能為精英之外的討論提供任何保障。其他因素，例如地理隔離，可能比互聯網接入不均對社會融合的影響更大。

最后，盡管一些學者（如莫羅佐夫）同意普特南對互聯網在娛樂方面的潛力大于交流可能性的斷言，但也有很多證據表明互聯網的交流和動員力量。

與普特南的認識相反，社交網絡有促進社會化和互動的具體條件。社交網絡當然存在加強網絡巴爾干化的一面，但它也有可能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討論，特別是由于在線聯系不受直接社區的約束，創造了跨越傳統地理界限的溝通可能性。在線聯系之所以可能促進個人和群體間溝通，原因在于，在離線的、面對面的溝通中出現的那些最初的障礙（性別、種族/民族、地理位置等），在在線溝通中變得不那么明顯。

所以，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表明社會資本不能在網上存在。但網上和網下互動的形式或特征的不同，是否會產生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

回答是肯定的。例如，網上聯系可能更多基于信息的傳遞，而不是互動者的個人特征，如地理位置、性別、種族，甚至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去看互動者認識誰。由于互聯網的動態性質，在線聯系可能不像面對面建立的聯系那么穩定或持久。

在網上建立聯系所需的參與程度可能低于在線下所需的參與程度，這也會對互動者所能調動的資源類型產生影響。最后，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關系和強關系的分類，在線上與線下可能不是以同樣的方式運作。在線聯系的強度可能最好由互動的數量和它所傳遞的信息的頻率和質量來衡量，而不是由建立聯系的人的個人特征來衡量。

總之，在社交網絡中，兩種社會資本都可能形成。關于團結型資本，在線互動有能力將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并在他們中間形成小而密集的群體。

從積極的方面看，這意味著社交網絡可能比預期的更有潛力促進信任和互惠的建立。然而，它也可能導致普特南所說的“網絡巴爾干化”，即局限于群體的內部聯系，不允許群體成員接觸更多不同的信息，因此把外群體排除在一邊。

就橋接型資本而言，其結果是有條件的。橋接型資本可以通過那些旨在建立不同聯系的人的存在而形成。小群體之間的聯系并不是隨機或有機地發生的。網上互動的橫向和自發性質可能不足以在沒有意圖的情況下產生橋接型資本。換言之，橋接型資本的實現必須是有意識的行為。

普特南聲稱，健康的社會在協調中促進了團結型和橋接型資本的形成。一種資本需要另一種資本的存在和運作，因此，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創造了信任、對多樣性的欣賞，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溝通。他的話的前半部分是可以證明的：網上的聯系似乎能夠很容易地創造出團結型的社會資本。

然而，我們馬上意識到，需要集中更大的精力在群體之間建立橋梁。普特南提出的理想環境，即團結型資本和橋接型資本共同運作，需要社會性網絡參與者的有意和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