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曄旻/文

乍一看到“希望之書”這個書名，不免讓人覺得這是一本市面上并不罕見的“成功學”書籍，甚至可能帶有幾分“玄學”的意味。但看到作者的姓名之后種種疑惑便煙消云散了。珍·古道爾（JaneGoodall）女士，英國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人類學家和著名動物保育人士。這就意味著，其年齡（1934年出生）與資歷（1995年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榮封為皇家女爵士，2002年獲頒聯合國和平使者）都讓她有資格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后輩們談論“希望”這兩個字。

毋庸諱言，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有著一個灰色的起點。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太多不幸和死亡”。一如《希望之書：珍·古道爾談人類的生存、未來與行動》的開篇第一句話：“我們正在經歷一個黑暗的時期”。但古道爾告訴讀者，“若不抱希望，你就滿盤皆輸了”。這不光是因為“希望是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就維持著人類種群存續的關鍵‘生存特質’”，也是古道爾女士從人生經歷得出的經驗：“如果不是因為我從不放棄希望，我本人那些最不可思議的人生旅程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實際上，縱觀《希望之書》全書內容，也正可以大略分成兩部分：古道爾的人生經歷與她對人類未來的展望。對于并不熟悉古道爾的讀者來說，前者倒是的確可以稱為一個“傳奇”。

珍·古道爾究竟是何許人也呢？《希望之書》雖然談不上是一本人物傳記，但把分散到多個章節的內容整合在一起，還是可以拼出古道爾的人生軌跡。1957年，連大學本科都沒有上過的古道爾因為對野生動物感興趣來到了東非的肯尼亞（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她在那里遇到了當時名氣很大的人類學家路易斯·李基，成為他的秘書。1960年，26歲的古道爾在接受了李基博士對她進行的野外技能考察后，啟程來到坦桑尼亞坦噶尼喀湖畔的貢貝溪國家公園進行黑猩猩的研究計劃。最初，珍·古道爾的研究并不被看好，理由也很有說服力：她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科學訓練，又是一個歐洲姑娘，如何應對非洲叢林的嚴酷環境？

即便只是從《希望之書》中的只言片語里，讀者仍舊可以看出當時情況的嚴峻。“比起可能存在的危險，珍更擔心的是怎么完成任務”，“資金只夠支撐我六個月的研究，可黑猩猩不斷從我面前逃走”，“失望和絕望是家常便飯”……但她還是堅持了下來，“每天早上五點半就出門，手腳并用地爬過森林或者爬上山頂，觀察一整天，直到天黑”。最后古道爾在貢貝堅持了下來，逐漸贏得了黑猩猩們的信任，并且取得了驚人的發現。黑猩猩會修整樹枝、草莖，還會用小樹枝作牙簽，用麥桿摳鼻子。古道爾觀察到，一只名叫“灰胡子大衛”的黑猩猩甚至能夠把草莖作為工具，從白蟻用泥土構筑的巢穴（白蟻丘）中釣取白蟻取食。這一發現打破了長久以來“只有人類才會制造工具”的觀點，為人類學和動物行為學的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資料。由于古道爾在這一領域的發現，1965年她獲得劍橋大學頒發的動物行為學博士學位——據說，她是史上第八位無需首先獲得學士學位就可以獲得劍橋博士學位的人。這真是羨煞天下做題家了。只不過，獲得博士學位的古道爾并沒有留在舒適的城市和實驗室，而是回到貢貝溪國家公園，利用獲得的捐助建立了貢貝研究中心，專門進行黑猩猩的研究。這家研究機構也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對黑猩猩連續進行近50年野外觀察的研究所。

若是從世俗的角度講，珍·古道爾或許算得上是一位“逆襲成功”的“人生贏家”。她對于人生的態度也不能不因此受到影響。就像《希望之書》的共同撰寫者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感嘆的那樣，“有人四五十歲似乎就輸給了生活，開始節節敗退；而一些人（指古道爾）已經八九十歲看起來仍然有無限的好奇心，踴躍尋找著生活這個實驗室里所有可能的發現”。應該說，這段話是很容易讓讀者感覺“心有戚戚然”的。

但她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卻顯得并不那么讓人充滿希望。人類的內部沖突（戰爭）往往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是人類文明的伴生物，也是人類文明的悲哀?？墒枪诺罓枀s發現，黑猩猩并非此前人們所認為的是一種溫馴的食草動物。他們有時會結成群體有組織地對其他小型哺乳動物進行狩獵，在不同群體的黑猩猩之間還會發生沖突，有些黑猩猩甚至有襲擊和殘殺同類的行為，這種行為有時甚至僅僅為了取樂。這就是打破了此前學術界一直認為戰爭和同類相殘只是人類獨有的行為的觀點，而讓人懷疑這是人類從自己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本能”了。

盡管如此，古道爾還是對一個和平的未來世界抱有希望。在她看來，“只有人類能在明知會危及自身的情況下做出利他行為”。當然，對于“利他主義”現在還有著不同的理解，但古道爾相信，利他主義在人類社會的普遍存在以及人類“非凡的智慧和語言交流能力”“能夠超越其他動物純粹的情緒攻擊性反應”，還會“阻止大型戰爭的發生”。當然，實事求是地說，作為一位自然學家，古道爾顯然談不上理解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律與歷史發展方向，也并未給出能夠終結戰爭的具體方式，因此顯得這一番美好愿景頗有“紙上談兵”之嫌。

相似的情況，大約也出現在古道爾為當今人類社會開出的“藥方”本身上。在《希望之書》里，古道爾列出了在她看來必須解決的人類四大挑戰：必須減少貧困，必須節制富人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必須清除腐敗，必須正視不斷增長的人口和畜禽數量帶來的多重問題。就像艾布拉姆斯感嘆的那樣，“都是讓人膽寒的挑戰”。古道爾對此抱有希望的理由，正體現在《希望之書》的四個章節名稱上：“不可思議的人類智識”，“自然的韌性”，“青年的力量”，“人類的不屈精神”。平心而論，這幾點并未脫離西方進步知識分子認識的窠臼。比如一系列BBC（英國廣播公司）自然紀錄片的制作人大衛·愛登堡在《我們星球上的生命》一書里也有類似的觀點。此外，譬如“人類的不屈精神”如何“節制富人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希望之書》也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不過，讀者倒也不能據此斷言，《希望之書》里的“希望”，與“空想”相去不遠。所謂“術業有專攻”，在自己從事的大半生的自然保護領域，古道爾在《希望之書》里仍然有著許多真知灼見。

《希望之書》的開篇處提到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細節。當艾布拉姆斯前去拜訪古道爾在東非的居所時，被招待了一頓包括椰漿米飯、扁豆、豌豆、咖喱在內的“坦桑尼亞風格的素食”。這是因為古道爾是一名素食主義者，她還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成千上萬的人說他們‘熱愛’動物，卻每天坐下來一兩次享受動物的肉；這些動物受到的對待幾乎沒有尊重和善意，只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肉。”

從中也不難看出珍·古道爾的另一個身份：一位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實際上，古道爾與她的基金會曾一起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合作，利用陸地衛星系列的衛星圖像，通過向當地村民提供有關如何減少活動和保護環境的信息，來彌補森林砍伐對黑猩猩和西非社區的影響。

作為環保主義者，相比人類社會，古道爾顯然更加關注地球的環境。在她看來，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已經到了非停下來不可的地步了。她甚至不同意“我們不是從祖先那里繼承的地球，而是從子孫那里借來的”這樣的說法，而是更進一步地認為，“然而我們并不是從孩子那里借來的，我們是偷來的！”“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竊取他們的未來，而現在這一盜竊行為的規模已經到了絕對不可接受的程度”。當然，古道爾也承認，這樣的觀點目前仍舊是“曲高和寡”，“問題是意識到我們眼前危機嚴重性的人還太少”……

即便憂心如焚，古道爾仍舊保持著理性。譬如，在她看來，經濟發展消除貧困其實是有利于保護環境的。因為“如果你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那么你自然會砍掉最后一棵樹來種植糧食或釣走最后一條魚，因為養活家人的需求是最迫切的”?！断Ｍ畷诽岬降?，旨在保護各類棲息地，建立生態廊道，保護和恢復各個動物物種的“再野化歐洲”之所以會出現在歐洲，恐怕也是因為當地經濟較為發達的緣故。

另外，不像一些環保主義者描述出的地球的黯淡未來，古道爾仍對“滅絕邊緣的救贖”抱有希望?！断Ｍ畷防镆苍敿毭枋隽艘粋€幾乎寸草不生的廢棄采石場“復活”的經過。人們先是種上了最適合干旱鹽堿地的樹種木麻黃。但它們的針葉落在鹽堿地里沒法腐爛分解，其他植物也就無法進入這里定居。于是人們又引進了很喜歡吃這種針葉的馬陸（千足蟲），他們的排泄物成了培育腐殖質的絕佳原料。結果，“十年后第一批發芽的樹已經長到30米那么高，土層厚度足以養活180多種本土樹木及其他植物，……最后還引入了長頸鹿、斑馬甚至河馬”。終于，廢棄采石場成了哈勒爾公園。因此，古道爾相信，“即使我們完全毀掉了一個地方的環境，只要給它一點時間加上一些幫助，自然生命就能回歸。”

在《希望之書》的尾聲，珍·古道爾帶有幾分感情色彩地告訴讀者：“我們的未來是有希望的——我們星球的健康、我們的社會還有我們自己都同樣有希望。”“請你們相信，盡管困難重重，我們必將取得勝利”——“我們必須擊敗的敵人有兩個：一個是看不見的微觀敵軍，另一個則是我們自己的愚蠢、貪婪和自私”。

在這里，人們似乎看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太太的堅定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