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對普魯士感興趣的人而言很值得一讀。所謂普魯士，特別是老普魯士主要由兩塊土地構成，分別是今天德國的勃蘭登堡邦和已屬于波蘭的東普魯士。今天網上不乏嘲諷普魯士/德意志丟了龍興之地的說法，這其實是望文生義，因為普魯士王國的核心一直是勃蘭登堡地區，首都是柏林而不是柯尼斯堡。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德國，是在東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絕嗣后薩克森、法蘭克尼亞、施瓦本與巴伐利亞四大基干公國（stemduchy）基礎上慢慢擴張的。勃蘭登堡是隸屬于神圣羅馬帝國（也就是今天德國的前身），由薩克森公國衍生出的邊區，而東、西普魯士則是由德意志貴族為主體的條頓騎士團國在波羅的海沿岸武裝傳教建立的殖民地，普魯士這個名字更是來自于當地的一個異教徒民族，在遭到種族屠殺般的待遇后，剩下的人被騎士團帶來此地墾殖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融合，普魯士則被這些殖民者拿來自稱。

兩者除了都是日耳曼人向東方擴張的殖民地外，一開始毫無瓜葛，直到被來自南德意志的霍亨索倫家族一一繼承，形成共主邦聯，才開始成為一個國家的一部分。1415年時任皇帝沒錢還債，不得不將家族領地中最窮困潦倒的勃蘭登堡邊區拿來抵債；1466年在幾十年漫長的戰爭后，條頓騎士團國向波蘭臣服，并割讓西普魯士；1525年出身霍亨索倫家族的大團長藉宗教改革的機會，解散騎士團國，自立為普魯士公爵；通過政治聯姻和一系列談判，在1618年，也就是三十年戰爭的第一年，霍亨索倫勃蘭登堡支系繼承了普魯士公國，兩地被置于同一人控制下。

而在殘酷的三十年戰爭后，霍亨索倫還獲得了其他幾塊土地，于帝國境內僅次于哈布斯堡皇室，與維特斯巴赫等老牌諸侯并駕齊驅，但疆域的擴大使其在西方卷入法國、荷蘭之間的角力，在東方陷入瑞典與波蘭的爭端中，而且這些疆土幾乎互不相連，統治者從一個領地巡視另一個領地都必須跨越外國國境，而各個領地又各自為政，只是靠共主邦聯的關系結合在一起，大本營勃蘭登堡地區更是在三十年戰爭遭瑞典、帝國甚至自己的部隊反復摧殘。

四分五裂的國土使得統治者有非常迫切的動力，去想方設法把這些彼此隔絕的土地聯結在一起，取得橫隔在中間的土地，并整合各行其是的領地。但一開始，除了在1660年使東普魯士擺脫了波蘭的宗主權外，版圖上一無所獲，只剩下一連串眼花繚亂的陣營更換與戰役記錄。

于是霍亨索倫嘗試去謀求一頂王冠，然而盡管帝國皇權在三十年戰爭里遭到重創，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使諸侯們形同享有自主權，霍亨索倫在帝國內享有大展身手的空間，但他們依舊不敢挑戰帝國境內除了皇帝頭銜綁定的三個王冠以外只能有波西米亞國王一個王位的慣例，只能像同時代的大諸侯一樣選擇繼承外國的王位。

結果便是在1701年將帝國境外的普魯士升格為王國，在經過一系列瑣碎艱難的談判后，通過借殼上市終于獲得了一頂王冠，從而將一群中等和小型的諸侯國結合成單一國家。盡管這只是剛剛開始，而且霍亨索倫人還不能直接稱自己為“普魯士國王（KingOfPrussia）”，因為西普魯士還在波蘭手里，普魯士國王的頭銜無疑會暗示其對西普魯士的所有權，這是波蘭所不容忍的，因此只能加冕為“在普魯士的國王（KingInPrussia）”。要到普魯士日后瓜分波蘭，獲得西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才能堂而皇之的自稱普魯士國王。

雖然這個王位不倫不類，遭歐洲各宮廷各種嘲笑，但國王畢竟是國王，政治的表象本身就能生產權力，通過訴諸人們的幻想，就能輕易統治人們，而“國王”這個字眼在大革命以前在任何人眼中都能閃閃發亮，各個領地的臣民開始為自己屬于一個強大而令人畏懼的國家為傲，這極大打擊了地方分離主義。

但不同于后世歷史學家的歷史敘事，普魯士王國能整合成型很難說有多少必然，歷代霍亨索倫君主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而19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為其安排的所謂統一德意志的天命，在這個時候更是沒影的事情。倒是反過來可以講，普魯士的存在從一開始可有可無，這個國家的形成如前所述充滿了一連串的偶然性與隨意性，必須依賴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所說的“國家求生意志”和“軍事自保動能”在歐洲大陸找到生存空間。

這一生存欲求從此壓垮了接下來好幾代霍亨索倫的君主，使得他們為了這個國家的存續而無所不用其極，即便會最大程度上背離自己原初的喜惡。

為了保證生存，普魯士盡可能擴充軍隊，維持著一個對它而言極為龐大的數字，以至于被評價為“其他國家擁有軍隊，而普魯士卻是一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為了應付這個貧窮國家所需的超級軍費開銷，普魯士逐漸變成歐洲賦稅最重的國家，并為征稅建立了一個高效廉潔的財政體制，用軍隊般的紀律與準軍事化的榮譽準則保證其絕對可靠；為了征稅時有稅可征，普魯士主動資助和補貼制造業，成立國家銀行，致力于土地改良和土地開發；而經濟的成長又有賴于人口增長，于是普魯士成為18世紀全歐洲受迫害者的庇護所與避風港，他們全都獲準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維護自己的風俗習慣，以及“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得救”，在18世紀末普魯士獲得數百萬波蘭臣民后，這些人的民族特性與宗教信仰更是全未受到干擾和破壞。

可以說，老普魯士并非民族國家，當時也沒有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它其實是霍布斯筆下純粹由理性設計與建構的利維坦在中歐的道成肉身，洋溢著啟蒙時代的精神氣質，是當時最開明最進步的國度，包括高級公職在內的一切都可以向所有人開放，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也必須承擔同等的義務。

但這一切一切的開端只不過是為了在殘酷激烈的絕對主義時代生存下去，為了生存普魯士需要一只龐大的軍隊，而為了這只軍隊就需要改造整個國家，使社會與體制去適應它，這就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的淵源。

因此時人評價“普魯士是一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不無道理，只不過這支軍隊歷史上一直被國家牢牢掌握，從未產生軍事政變，這也與普魯士的國體有關，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指出18世紀的普魯士有三大無所謂——對宗教無所謂（不管國民來自哪個教派），對族群無所謂（不管國民來自哪個族群），對社會無所謂（不管國民是如何度日）。18世紀沒有福利國家概念，所有人都是自謀生路，只要不犯法每個國家都不管不顧；這個時代也沒有民族國家概念，普魯士的移民與民族政策固然大方，但也在當時人理解之內；唯獨宗教寬容，普魯士遙遙領先它的時代，只不過今天我們認為是在好的方面，當時的普遍看法是在壞的方面遙遙領先。

這種寬容起初只是偶然，1618年繼承普魯士的那位霍亨索倫君主，在帝國西部繼承了一塊加爾文派的領地，為了討好這些居民，他改宗加爾文派，一如此前為了普魯士的土地這一家族改宗路德宗。但他不敢強迫勃蘭登堡與普魯士的臣民改宗加爾文，于是采取了宗教寬容的政策。但17世紀是宗教不寬容的年代，將帝國打成廢墟的三十年戰爭首先是一場宗教戰爭，這使得普魯士屢遭非議，要比它的軍國主義、稅收壓力與容克貴族統治更令人難理解。得到啟蒙時代，宗教寬容才從很不情愿被強迫的做法，變成受歡迎令人感激的事情。

而普魯士的宗教寬容，可以說本質上是對宗教的冷漠，或者說為了國家的利益無所不用其極，是一種冷冰冰的理性選擇，再加上普魯士皈依天主教沒多久便改宗新教，改宗沒多久又要寬容其他宗教，這又讓新教變得不那么重要。于是在宗教真空中，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責任宗教”或“國家道德”的倫理取而代之，對國家的責任心強過對上帝的責任心，18世紀的普魯士更是敦促所有國民各盡其責，恪盡職守，從國王到最貧窮的臣民承擔起各自的職責。而只要完成各自的職責，國家就對其行為放任自由，于是形成了一個臣民高度服從但又因為各種各樣的自由充滿活力的軍國主義國家。

再加上普魯士較早建立了一個面向無地農民的分區征兵體制，各地未繼承農舍的農家子弟成為士兵，未繼承莊園的容克子弟則成為他們的軍官。這在強化容克貴族的勢力之余，也使容克成為可靠的軍官儲備所，并使之變成公仆，普魯士相對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體制，也與以軍人榮譽準則約束自己的軍官團高度相關，而由于普魯士的貧窮（勃蘭登堡地區土壤貧瘠多沙，以至于被戲稱“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之吸墨沙盒”），容克們也樂于成為公務員。

又因為容克在地方上是領主，在軍隊是軍官，與作為士兵的農民保持著非常密切的共生聯系，彼此熟識，由于共同服兵役有著共同的價值觀與榮譽感，因而具有很強的戰斗力。這使得蕞爾小國的普魯士在競爭激烈的中歐地區脫穎而出，特別是腓特烈二世率領軍隊在七年戰爭中挺過奧、法、俄三國圍攻以后，成為了列強的一員，盡管是最弱的。

問題在于，普魯士要求所有人為其恪盡職責，但普魯士該為了什么而效勞呢？我們找不到任何理念，任何能讓人激動人心的事物，如果有，那也是為了普魯士的生存本身，因此我們可以說普魯士是一個只有理性沒有靈魂的國家。而為了存在而存在的行為邏輯，也使得普魯士的公務員和軍官團形成了高度服從上面委派的指令，而不管其是否合乎正當的傳統，于是當這個體制落到希特勒手上后，便成為其助紂為虐的幫兇，鑄下無數慘絕人寰的大錯。

但這在當時沒有人能預見到這一點，這套體制反而非常行之有效的幫助普魯士實現了大國崛起的夢想，尤其瓜分波蘭后普魯士有了足夠的縱深，生存一時無虞。正如此前提到的，普魯士并沒有干預波蘭人的宗教與習俗，德意志人與波蘭人在普魯士的框架內相處融洽。如果順著這一軌跡下去，普魯士將變成半波蘭半德意志的國家，安心成為一個中歐大國，也因此19世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對這一段歷史評價不高，而現代人對此浮想聯翩。

拿破侖戰爭打斷了這一歷史進程，結果是吐出了大部分波蘭地區，在劃定戰后地盤的維也納和會上列強為了遏制法國，將萊茵河西岸，今天的魯爾區給了普魯士，使得普魯士能在法國東擴時進行阻遏。這在當時普魯士是吃虧的，因為并沒有人能預見到魯爾區地下有大量的煤炭，日后會成為大工業區。對普魯士來說，它再度面臨生存危機，一方面波蘭土地的失去，意味著它的版圖再度變得干薄，缺乏縱深，另一方面，新獲得的萊茵河土地與本土并不相連，哪怕是為了經濟考慮，也必須將之合為一體，否則商品過一個國家就要交一次交關稅。

維也納會議的安排將普魯士從東歐轉到西歐，為了生存，普魯士承擔起了德意志統一的事業，與拿破侖戰爭后風起云涌的民族主義結盟，最后被綁架到民族主義的戰車上。在通過三次王朝戰爭后，普魯士統一了德意志地區，結果卻是普魯士的光榮死亡，普魯士逐漸融入了德意志，慢慢地再也找不到它的自我意識。

一方面，統一是以普魯士為主體，諸如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被統一的各邦自我意識就相對更強一些，巴伐利亞甚至至今還有獨立呼聲。另一方面，相對于普魯士來說，德意志是一個更能讓人激動人心的字眼，讓人回想起中世紀德意志民族的普世帝國的榮光，而普魯士是一個缺乏歷史缺乏傳統沒有靈魂的國家，它是理性建構的人造物，并不足以讓人熱血沸騰。

于是普魯士被拖入了以德意志民族為名義發動的戰爭中去，以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段挑起戰爭的俾斯麥在統一德國后對維護歐洲和平最為積極，因為對于他這個普魯士的愛國者來說，普魯士已經吃飽了，德意志民族主義只是被利用于普魯士擴張。

但德意志并沒有吃飽，出于恐懼普魯士消解于德意志的未來，俾斯麥使統一的德意志名為帝國實則是非常松散的邦聯，與協約國認為德國專制集權的宣傳大相徑庭，然而在群情激奮下，德意志最終還是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俾斯麥設計了許多程序以防開戰結果證明是徒勞，在狂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下沒有人敢冒大不韙阻擋，于是俾斯麥最愛的普魯士就這樣為德意志民族的光榮與夢想買單。

諷刺的是推動戰爭的德國西部與南部市民階級最大的仰仗便是普魯士，他們對普魯士軍官團的信心甚至蓋過普魯士對自己的信心。更諷刺的是老老實實當工具人與打手的普魯士在戰后遭到了最大的清算，戰爭真正的推動者反而得到了饒恕。一戰后，往事再度重演，結果是我們在地圖上已經見不到普魯士這個國家了，人滾地留，康德先生的柯尼斯堡變成了俄國人的加里寧格勒。